2006年6月25日至9月30日，我受组织部门委派，参加了由中组部牵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哈佛大学联合举办的历时3个月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通过在国内外系统地理论学习、深入研讨、深刻领会和积极实践，深感从执政理念、管理理论、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和个人素质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现将培训学习的基本情况及所学、所知、所思总结如下。
一、培训的基本情况
参加本期培训班的学员是来自中央、国家有关部委，部分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的厅局级以上干部，共计56人（其中中央国家机关30人，省、市、自治区26人），学员中有省部级干部6人，省（部）长助理5人。多数学员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多人曾在英、美等国留学或工作。学员的构成情况，为本期培训班出色地完成学习任务奠定了基础。
本期培训班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学习培训阶段。
1、国内学习阶段
国内学习阶段是6月25日至8月19日，共计8周，地点在清华大学。其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到清华大学授课3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授课3周，学员撰写案例2周。
本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在清华大学培训期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参事室、科技部、财政部、国家审计署、国家宗教局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和清华大学教授为学员就三农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金融改革问题、公共安全、能源战略、科技创新战略、民族与宗教等问题进行了授课或举办了讲座，特别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兼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清泰，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科技部副部长尚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副院长王有强，著名学者胡鞍钢的讲座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国外学习阶段
国外学习阶段是8月19日至9月29日，共计6周，地点在美国。期间，先在犹他州、密歇根州考察当地政府管理和社区发展，并与当地的政府官员和企业界人士交流政府运作及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模式和经验，然后集中一个月时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在哈佛大学，先后有肯尼迪政府学院、商学院、法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等教授授课；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戴维教授、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怀特教授、商政中心的亚洲项目和中国公共政策项目主任塞奇教授、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费尔德斯坦、中美关系专家傅高义等都亲临课堂；同时还与哈佛大学的部分师生、美国的华人社团、部分美国知名人士进行了联谊活动。在哈佛大学的学习结束后，赴华盛顿、纽约访问了美国国会、传统基金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中国事务贸易代表处、美国电影协会。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纽约总领馆对培训班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9月30日，培训班在清华大学举行结业典礼。中组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哈佛大学的领导和专家出席了典礼。在结业典礼上，学员们对本次培训的组织安排、培训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方式非常满意，纷纷表示要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今后的工作中，立足岗位努力实践，学以致用。
此次培训每省限派一人，我作为山东省派出的学员，同时也是培训班唯一的大学校长参加了本次培训。我深知机会难得，机遇难求，始终牢记省领导的嘱托，严格按照中组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清华大学、哈佛大学的要求，服从安排、遵守纪律、团结同志，联系实际、积极思考、认真学习。学习期间撰写的案例———《救助高校贫困生群体的思考与实践》，入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迎接十六届六中全会、向中央领导汇报学习成果而出版的《和谐社会的治理之道———领导者的讲述》一书。
二、培训学习的主要收获
1、系统学习了西方公共管理的前沿理论
本次培训班的主题是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围绕这个主题，我们学习了包括公共管理、经济学基本知识、财政、税收、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危机管理、绩效管理、政府规制、项目审核、合同管理、外资引进、电子政府、可持续发展、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廉政建设等内容。我受益最大的是：
（1）战略决策理论。从哈佛的“三圈理论”模型中，学会了一个领导者面对公共决策时，应当从“价值、能力、支持”三个方面进行战略性思考，即公共决策的选择不仅需要具有公共价值———能够给公众和社会带来福祉，还需要具有实现这一价值的能力、条件以及公众的支持；通过公共资源管理课程的学习，掌握了目前西方政府管理常用的“适应性管理”理论。“适应性管理”不在于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使政策失灵最小化，而是通过制定适应性政策，即使在政策失灵的时候，也可以从失败中总结教训，并对管理方法进行相应的调整。在实践过程中，将科学的建议和意见融入到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力图通过科学决策来消除错误，保证政策的良好实施。因此，在当前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战略决策失误和制定政策考虑不周全而带来的消极因素会影响到一个地区、单位的稳定和发展的情况下，领导干部必须学会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决策理论进行战略思考与战略决策。 （下转第2版）
（上接第1版） （2）公共治理理论。包括政府组织变革与创新、公共伦理、问责制与政府透明度、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管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等内容。在当前国际社会和政府对公共事物的管理分别呈现出水平转移和垂直转移的情况下，一方面上级政府不断向下级政府分权，同时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也在不断地向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转移权力和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与私营部门及公众社会组织的合作日益密切，不仅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出现了服务外包和公私合作管理的趋势，而且非政府组织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活跃。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何种形式的公私合作，政府都必须担负起作为最终公共服务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的责任。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的分权有利于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但分权的同时也必须建立起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避免无序分权带来的负面作用。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扮演舵手而不是划桨者的角色，要实现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西方公共治理与管理理论建立在三个信念之上：一个是“看不见的手”，另一个是“公民社会”，第三个是“法律至上”。在这种社会治理结构中，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部分问题靠市场机制、私营企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及法制来解决，但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和“公民社会”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而且政府的一切行为都必须服从法律。所以，政府与国内企业、社区、非政府组织间，既有规制与被规制的关系，也有平等合作的关系。政府不是无限的，它要依靠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发挥作用；但企业又是贪婪的，政府要用规制手段即“恐惧”来制约企业的贪婪，等等。这种观点与我们对政府的理解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了解了这种观点，我们就能更好地从总体上把握西方公共管理的实践活动。比如说，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政府就可以通过“服务外包”、合作管理或者“私有化”等方式发挥私营部门的作用。这些观点对于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政府绩效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3）危机管理理论。这次培训安排了多次危机管理课程。对危机的非常规性、紧急性和威胁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掌握了危机预警与评估、公共沟通、现场管理、应急体系建设等危机管理的基本方法，认识到了危机应对体系与日常治理体系相结合以及危机应对中政府协调等问题的重要性。危机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在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加速转型的重要转折时期，存在着多种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如果防范和处理不当，随时可能引发危机。因此，必须学会应用危机管理的理论和方法，科学、准确、快速地应对和处理好各种突发事件，才能更好地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4）可持续发展理论。这次培训课程的重点之一是包括环境保护政策在内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对多个国家典型案例的分析，了解到了当前国际上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一些最新关注点和理论研究的新进展，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度和政策框架。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之间有着强烈的互动关系，保护能源、环境、农业以及合理利用水资源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一些教授在肯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的同时，也分析了目前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诸多因素，如教育投入不足、服务业发展滞后、农村人口转移缓慢、环境污染等。通过学习，对可持续发展的内涵、面临的挑战、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制定以及如何调整利益关系、法律关系和行政管理体制等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明确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必须着力解决好的关键问题。
2、掌握了现代公共管理的具体方法
培训期间，我们不仅学习了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而且还学习了当代公共管理的一些具体方法。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对我们最富启发性的是它的操作层面，特别是它的分析方法。例如，在学习公共项目评估、公共项目融资、规避公共项目投资风险、公共项目的服务管理和行为管理、社会政策目标的选取、社会发展质量的评估以及领导能力和执政技巧、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处理、电子政府的建设等课程的过程中，掌握了“三圈理论”、“技术性改变”和“适应性改变”、效益———成本分析、利益相关者分析、经济———财务分析、风险分散分析以及领导者在组织学习创新中的作用，这对我们思考和解决公共管理问题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分析框架。这些分析方法注重实证性和数量分析，可操作性强，有利于拓宽思维能力，为领导干部正确分析和处理问题、提高领导艺术和领导能力、进行高效率的科学决策提供了技术手段。
再例如，通过学习“领导作用、领导能力与权威”之间的关系，加深了对领导者和权威者在推进学习和创新环境中的作用的理解。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应能够在创新的三个阶段，即发现一个新想法、形成实施方案并执行该想法、在一个组织内推广应用这个新想法采取不同的行动，解决不同的问题，扮演不同的角色，应具有反对维持现状、看重结果、积极支持采取新的办法、对所有表现保持“一直的不满”、倾听不同意见、愿意为改革业绩承担一定风险的品质，力图在组织内创造宽松的创新氛围。培训过程中讲授的帮助谈判者找到创造价值的选择、提升双方满意度的“价值圈”谈判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方法可以帮助谈判者找到各种创造性的办法，用客观公正的标准来满足尽可能多的共享和各种不同的利益。该方法曾成功应用于以色列———埃及和平谈判、1979年伊朗人质冲突事件、美苏军备控制谈判等。同时，我们还学习了处理双方谈判过程中情绪因素的5个核心点以及谈判工作的7个要素。在实际工作中灵活地运用这些方法，不仅有助于在组织内建立起融洽和谐的同事关系，而且有助于建立起互信共赢的良好的外部社会关系，提高“说服性领导力”。
3、开阔了眼界和视野
哈佛大学教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世界眼光”。在哈佛的案例中，关于美国的和中国的案例只占很小比例，大部分来自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国家。这方面的案例分别处在不同的政治背景和经济环境条件下，反映了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使我们感受到了全球化进程的脉搏。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对多个国家横向比较，从国际视角出发，运用公共管理方面的理论，对相关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和研究了公共管理问题的一般规律。一是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政府不仅要处理好复杂的国内问题，而且要把大量的精力用于处理全球化带来的大量的跨国界问题，如争取国外贷款和直接投资、开放市场和扩大对外贸易、保护知识产权以及在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反对恐怖主义等领域的合作。二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国际贸易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手里掌握着资金、技术、经验、媒体、人才和与成员命运相关的游戏规则。如何处理好与它们的关系，这不仅给政府治理带来了许多新挑战，而且对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意义重大。关系处理好了，它们可以为我们带来巨大的机会，否则，它们也可能对我们的政府形象造成损害。三是在某种情况下，国内问题和跨国性问题可能会交织在一起，使许多问题变得复杂而严重。在这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加强对这些经验教训的研究，有助于提高我们处理跨国性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应对能力和执政能力。
具体来讲，以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吸取的。从新加坡和韩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来看，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缺乏资源和不利的周边环境中实现经济起飞，关键是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并且采取了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方针。从莫桑比克和委内瑞拉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来看，只要大胆地实施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一个贫穷的非洲国家和发展中的拉美国家完全可以通过抓住机遇、引进重大投资项目实现超常规发展。从阿根廷的教训来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健康发展，必须具备统筹国内国际经济发展、协调国内国际金融政策、防范金融风险的高超能力。从英国壳牌石油公司石油钻井平台拆除的教训来看，在国际非政府组织作用日趋活跃、对国际媒体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主权国家要高度重视，从人力、财力、物力和机制上做好准备，随时应对来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挑战。从美国处理“西尼罗河”病毒的经验中看出，在不同级别的政府、卫生机构、医院和研究机构之间建立起高效及时的协调机制对于控制疫情是至关重要的。从印度尼西亚财产税改革的经验中，我们受到了很大启发，可以适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予以借鉴。从巴西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债务纠纷中，感到在外商直接投资占很大比重的情况下，政府保持经济稳定发展，防止出现大起大落，特别是防止通货膨胀是非常重要的。从韩国出售银行的案例中，了解了在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交道的过程中，如何既要按协议办事，又要采取适当方式维护国家利益不受损害。通过学习，明显感到拓宽了观察问题的视野，提升了认识问题的层次，强化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4、增强了加快中国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这方面的收获主要得益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的讲座和一些案例讨论。在国内学习阶段，国家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和清华大学的教授为我们开设了科学发展观、三农问题、金融问题、科技创新、国企改革、公共安全以及中国基本国情的讲座，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基本国情和对科学发展观重大意义的认识，对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宏观调控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突出问题的重大方针政策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提高了贯彻执行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到美国以后，美国学者在讲座中介绍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环境保护、疾病防治、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外资外贸政策、防范金融风险、发展资本市场、能源等问题的研究成果，给我们许多启发。我们深深感到了美国地方政府和学术界对中国发展成就的惊叹，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有良好的预测，看到了美国有急于扩大中国市场、发展经贸关系的利益冲动。一位知名的教授在课堂上公开对我们讲：“世界由此向前的50年是美国人的天下，而由此向后的50年将是中国人的天下”。很多美国的上层人士来中国领养小孩，很多美国人安排他们的孩子正在学习汉语，我们为此而自豪，更加坚定了改革开放的信心。同时，我们也感觉到了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我们的国土面积与美国差不多，人口是美国的4倍，但GDP只相当于美国的1/10，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GDP总量相等。虽然我们的部分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中占有较大的份额，但高科技产品比例偏小。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比较课程，让我们产生了更多的忧患意识，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加快中国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5、近距离观察了美国社会
美国是当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我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需要长期打交道的主要对手，美国的基本国情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备受关注。通过讲座、考察和40多天的体验与观察，我们感到美国的长处是自然环境好，人口少，市场体制健全，经济发展水平高，国民生活水平高，文明程度高，环境保护好，社会有活力，基础设施先进，社会保障健全，公共服务完备，人们的敬业精神强，特别是从教授到厨师和清洁工都有良好的心态。
当然美国也有不少弱点，如能源消耗量大、失业率高、对穷人关注不够、种族差别大、决策效率不高、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生育率下降、金钱政治、政治家很少关注长远问题等等。
基于以上的认识，中国作为向市场经济转轨和正在建立现代公共管理制度的国家，需要向美国学习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管理经验，但我们要看到两国国情的基本区别，尤其不能妄自菲薄，要看到我们的政治优势、政府治理和经济发展的成功之处，要有自信心。即使向美国学习，也不能生搬硬套，必须从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在美国逗留期间，我们感受到了美国地方官员、企业界、学术界人士和普通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情谊。我们感到中美关系是有群众基础的，只要我们今后不断加强经贸往来和科技交流，继续下工夫做好美国人民的工作，大力推进相互理解和信任，中美之间实现“加强合作，消除对抗”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更符合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对可借鉴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提起哈佛大学，人们心中立刻就会浮现出蜚声中外的学府、学术自由的天地、知识探索的殿堂、道德文化的楷模、社会进步的源泉、大师云集的天地、精英荟萃的沃土等等赞叹溢美的词汇，脑海里也立刻就会显示出这所具有370年建校历史的大学的卓越成就和世界影响。在哈佛大学的学习、生活过程中，我试图努力感受这一氛围，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些初步思考。
1、哈佛大学的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哈佛大学的一大特色。教授们把世界各地发生的一些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事件进行了整编，据说哈佛大学的案例库中有1800个案例，哈佛MPA的学生两年中要学习100———150个案例。其授课方式是提前把案例和相关材料提供给学员预习（必要时查阅一些资料），第二天早上8点到9点进行一个小时的小组（每组10人左右）讨论，教授上课时一般先讲一个理论框架，然后讲解案例。教授引导学员围绕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互动讨论。
通过这次在哈佛大学的学习，使我们亲身感受到了案例教学的魅力。案例教学的主要特点是把现实中的问题带到课堂，把教学的双方带到矛盾的冲突之中，把枯燥单调的理论章节变成解决真实问题的公开讨论，把教师的单向教授变为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把个人的思路变为集体的智慧，把一个战略性的束之高阁的理论框架变为解决公共管理现实问题的可操作实践。
这种教学方式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很强，充分调动了每一个学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老师与学生之间、同学与同学之间可以相互学习。更重要的是这种教学方式可以把学员已有的理论素养、知识文化转变成一种解决真实问题的实际行政技能。教师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例的剖析，引导学员从世界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学会用国际性的眼光审视问题，做出抉择。教师的讲授不再是提供问题的答案，而是告诉学生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提供给学生一个分析问题的方法，讲授的内容便于理解、接受和记忆。这一方法值得我们高校在专业课教学、学生就业和创业教育中借鉴（如安全事故分析、企业管理、科技创新、成才校友创业等）。
2、重视学校精神和校园文化
一般来讲，一所学校的办学规模、办学理念是可以模仿的，而唯独一所学校所具有的精神品质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一所设施齐全、学科体系完备的现代化大学，却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一所大学所应具有的文化内涵、精神品质。一流大学具有令人尊重的精神气质，具有悠久的文化积淀和传承，具有广博、宽容、自由、理性等共同精神特征。更重要的是，凡是著名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与精神，它们自成风格，代代相传。一流大学所具备的独特的大学精神，可以用言简意赅且富有哲理性的语言加以概括和表述，也可能无法用合适的词汇来描述，但这种精神品质却实实在在地贯穿于大学的整个发展历程。如哈佛大学的校训———“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由哈佛学院时代沿用至今。在哈佛大学校徽上面，用拉丁文写着“VERIAS”字样，汉译为“真理”。从哈佛大学的校训和校徽可以看出其立校兴学的宗旨———“求是崇真”。一代又一代的哈佛人秉承求是崇真的立校兴学宗旨，在择师和育人上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才使她成为人文荟萃、英才辈出的世界顶尖大学。诚如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所说，“真正的哈佛”乃是一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这就是“自由的思想”与“思想的创造”。正是哈佛人所创造的这种精神，始终领导着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
3、国际化氛围浓厚
21世纪哈佛大学的目标是培养全球性社会公民，为学生生活在文化和文明不断变化的全球性世界做准备。作为美国引领潮流的高校，哈佛要把学生培养成世界公民，不仅要具备理解他人的才能，而且要具备理解自身和祖国的才能。哈佛本科生课程高度重视国际化和全球性研究学习，使更多哈佛学生有机会到国外学习研究。每位哈佛大学本科生都要完成一次国外工作、学习、研究的经历，要求所有学生继续学习外语。哈佛大学有许多实力很强的国际研究中心，并且提供60余种外语教学。前任校长萨默斯（前美国财政部长）设立了国际项目办公室，调整了专业课程，为国外学习提供便利，减少一门核心课程必修课，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国外学习的学分。
哈佛校园如同一个小联合国。在这里，你能看到各种肤色的面孔，听到多个国家的语言。学校里有来自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的学生在一起共同学习，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政治观点，但他们相互了解，友好沟通，和睦共处，并肩学习。
4、发挥院系在办学中的作用
在美国高校，系是大学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因此，大学系主任几乎负责与教、学、研及向社会提供服务有关的各项活动。其主要的工作包括开发师资、组织管理本系的各项日常活动和事务、领导本系的整体发展以及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美国大学系的成立可追溯到19世纪末期。在独立战争之前以及稍后，大学校长负责处理各种日常事务，教师有问题，直接向校长汇报。但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校长已无力单独完成学校的一切管理领导工作。于是逐渐形成了学院化的格局。学院院长负责处理本院的各项工作。后来，由于教师队伍的扩大，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术领域的组织和管理，在19世纪末期，各大学纷纷成立以单向或相近学科为基础的学术行政管理单位，称之为系。其负责人称之为系主任。
这种三级管理的内部结构沿用至今，基本没有太大改变。高校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决策由系主任一级的领导人员来做出：预算方案编制、课程设置、学生招录、教职员工聘用、考核以及晋升、学术活动规划等等。由此可见，系主任在美国高校的经营和发展中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高等教育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教育体制、内部结构逐步向高等教育发达国家靠拢。特别是近几年来，通过合并、扩大招生、增强与外部的交流与合作，大学的规模逐年增大。为便于实施有效的管理，许多大学已经或正在将以前的系级建制升格或合并成立学院，下设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系。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应明确岗位职责，理顺关系，逐步下放权力，充分发挥二级学院院长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为了给学院院长们腾出更多的时间从事对学院的整体规划领导、增进与外界的交流合作，再进一步探讨发挥系主任作用的问题。因为在大学里，没有别人比系主任更了解本系的学生状况、师资力量、资源供给、课程组成、学术动态以及社会对该系学生的需求和期盼。
5、重视本科教学和教学改革
2002年10月，哈佛大学启动了新一轮本科生课程改革。几年来，哈佛大学课程改革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核心课程、科学与技术教育、教育国际化、课程教学法等方面所形成的构想都在实施过程中。哈佛在新一轮的教改中，将用新设的“哈佛学院课程”取代以前的“核心课程”。“哈佛学院课程”试图整合各门学科的知识，而不是任何单个学科的介绍。每一门这样的课程也许将由几位不同学科的教授共同负责，或者由一位对各学科拥有广泛兴趣的教师来教授。
为了迎接21世纪知识经济大潮的新挑战，美国大学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结合”，即以学生为中心，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科学与人文相结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学习和借鉴美国大学的经验，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培养更多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国际性人才，从而提高国家的综合竞争力。
6、重视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哈佛大学对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视，以及建立起的一套有效的聘任晋升制度则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知道教师是大学的灵魂，吸引、凝聚和培养一流的学术人才，建设好大学师资队伍就成为所有有作为的校长的主要任务。哈佛大学三位著名校长对此都有明确的论述，第21任校长艾略特说：“大学的真正进步必须依赖于教师”。第23任校长科南特说：“大学者，大师云集之地也，如果学校的终身教授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那么这所大学必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第25任校长博克则说：“要使我们学校常居于前列，归根到底是要有好的教授”。而把这一理念真正付诸实践且卓有成效的就是科南特校长，他在任期间经历了美国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危机，感受到高质量的教学、科研和研究生教育对国家的重要作用，也感受到一流教师队伍建设的迫切性。为此，他采取了大胆的改革措施，制定了以学术水平（含研究与教学两个方面）为唯一标准的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引入了竞争机制。就是说已经招聘来的教师，在两个聘期内（一般为8年），如不能晋升到上一级职位或永久性职位，就必须离开。这一做法保证了哈佛的教师既具有一流的水平，又充满了奋斗进取的精神，而且还保持了队伍常新和流动的活力。
这一改革的成效是十分明显的。在哈佛教师中，100年来获诺贝尔奖的达32位之多。这是制度改革带来的教师水平的飞跃和学校声誉的鹊起。而制度的成功又有赖于她的法制实施，并非人治实施，有赖于她对所有人的公正与公平。
在哈佛的师资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吸引了一大批从联邦政府、国际组织、州政府的高级官员弃政后到哈佛进行人类发展前沿社会问题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我们学习期间，有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美国经济协会主席，里根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尼克松、福特、里根、克林顿总统的顾问，布什竞选时的国内政策首席顾问，泛美开发银行第一首席经济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开发委员会主席、美国经济和国内政策的总统助理等近30位知名人士为我们授课。他们的政策水平、分析能力、演讲技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取得了很好的授课效果。
德国现代哲学家、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曾说：“大学是研究和传播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领地”。哈佛大学的经验对我们建设高水平大学有许多的启示。
7、感悟美国大学的教育理念
哈佛大学有18000名学生，其中本科生4000人。本科生集中在一个叫做“哈佛学院”的二级学院进行培养，只有研究生才有资格进入各个专业学院学习。这种教学体制是缘于美国大学多年形成的教育理念。
1950年以前，美国大学的本科教育是不包括职业教育的，是类似于今天的“通识教育”或“素质教育”的“自由教育”。在西方的教育传统中，“自由教育”的重点在于追求人类潜能的充分发挥，在于培养人的才智和想象力，在于发展人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数理化等自然学科与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并驾齐驱，其共同特点都是对人的心灵的一种训练和培养。
今天美国一般大学的课程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通识教育”，其中包括数理化文史哲艺体等方面的课程，学生在几个主要的领域都必须修满规定的学分才能进入大学课程的第二部分，即专业课程的学习。除了工程学院等一些专门的科目外，进入“自由教育”的本科生即便选择专业毕了业，也没有雇主会把他们当成专业人才使用。因为这个社会早已达成这样的共识：唯有研究生毕业才算具有足够的专业训练。因此，研究生教育已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人才成长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高级阶段。
由此可见，大学的“自由教育”旨在培养一流的脑袋、一流的心灵。只有有了一流的脑袋和心灵，一流的科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才有产生的可能。否则，大学生产的只是一群高级工匠，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样看来，西方教育体系中的大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重在培养人、全人或人的心灵，而后者则授人以一门专门技艺，为日后谋生做准备。这些理念和思想对我们实施的素质教育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在全球化的时代，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世界眼光，熟悉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发展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了解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的通行做法和运行规则，只有这样才能接受来自全球化的挑战。这次培训班境内和境外培训相结合，走出国门，在国外顶尖的公共管理培训机构学习，把理论学习和实地考察紧密相连，通过近距离地亲身感受美国社会的发展，解剖麻雀式地研究美国政府的治理，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思考，收获很大。这是培养中国领导干部的成功尝试，是实施追赶战略的重要举措。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这些管理理论对高等教育同样适用，有关资料已转交学校图书馆收藏，供全校师生参阅。
感谢组织给了我这样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使我在各方面得以进一步充实提高；感谢全校干部职工的辛勤工作，使我得以安心学习，顺利完成了培训任务。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勤奋学习、提高修养、不负众托、不辱使命，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管理能力；严格要求、自我加压、勇于实践、与时俱进，立志成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政治家和教育家；立足改革、加快发展、开拓创新、奋发有为，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优异的工作业绩回报组织的培养和关怀，与全校师生一道，为实现学校“十一五”发展目标，把学校建设成为高水平的科技大学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